关羽败走麦城遇害，是三国历史上一个极具悲剧色彩和战略转折意义的事件。它不仅标志着蜀汉政权巅峰时期的结束，也为后续夷陵之战和蜀汉国策的转向埋下了伏笔。此事件并非孤立发生，而是襄樊战役的最终结局，其背后交织着复杂的军事、外交与个人性格因素。

建安二十四年（公元219年），刘备集团的实力达到顶峰。刘备在汉中之战中击败曹操，自立为汉中王。与此同时，镇守荆州的关羽趁势北伐，发动了旨在威胁曹魏中原腹地的襄樊战役。战役初期，关羽势如破竹，水淹七军，生擒于禁、斩杀庞德，威震华夏，甚至一度令曹操产生迁都避其锋芒的念头。

然而，辉煌的胜利之下潜藏着巨大的危机。关羽的强势北伐，使其后方基地南郡（治所江陵）兵力空虚。长期以来，孙吴集团对荆州归属问题始终耿耿于怀，湘水划界的暂时妥协并未从根本上消除双方的矛盾。曹操的谋臣司马懿和蒋济敏锐地察觉到这一点，建议曹操“以利诱吴”，联合孙权偷袭关羽后方。曹操采纳此计，派人致书孙权。孙权集团在吕蒙和陆逊的策划下，迅速决定背弃与蜀汉的盟约，采取行动。

吕蒙采用骄兵之计，称病由年轻的陆逊代守陆口。陆逊致信关羽，极尽谦卑吹捧之能事，使关羽放松了对东吴的警惕，将后方守军大量调往樊城前线。与此同时，曹操派遣徐晃率援军解救樊城。徐晃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，成功突破关羽的包围圈，曹军士气大振。此时，关羽前有徐晃精锐之师的阻击，久攻樊城不下，而后方传来更致命的消息：孙权已任命吕蒙为大都督，吕蒙白衣渡江，偷袭荆州成功，南郡、公安等重镇相继失守。

得知后方沦陷，军心顷刻涣散。关羽率领的军队陷入曹魏与东吴的两面夹击之中，进退失据，败局已定。他不得不从樊城前线撤退，企图夺回荆州。但军士们得知家眷已落入吴军之手且受到优待，纷纷逃亡，部队土崩瓦解。关羽一路败退，其路线如下表所示：

阶段地点关键事件

第一阶段樊城 → 襄阳撤围退兵，遭徐晃追击

第二阶段襄阳 → 荆州意图回救江陵，发现已失守

第三阶段荆州 → 麦城一路遭吴军围追堵截，残部仅剩少数

退守至麦城（今湖北宜昌当阳市两河镇）时，关羽已陷入绝境。这座小城无法长期固守，外无援兵，内无粮草。孙权派人劝降，但被关羽假意答应，随后他率领十余骑突围，企图西逃至益州。然而，孙权早已命令潘璋、朱然等将领在通往益州的险要路径章乡（今远安回马坡）设下埋伏。最终，关羽及其子关平、都督赵累等被吴将马忠的部下擒获。

关于关羽的最终结局，《三国志·吴书·潘璋传》记载最为明确：“璋与朱然断羽走道，到临沮，住夹石。璋部下司马马忠禽羽，并羽子平、都督赵累等。”随后，孙权下令将关羽父子处决。一代名将，最终身首异处。孙权将关羽的首级送给曹操，意图转移刘备的仇恨，曹操则以诸侯之礼将关羽首级厚葬于洛阳（今关林），而其身軀則由孙权以诸侯礼安葬于当阳（今关陵），故有“头枕洛阳，身卧当阳”之说。

关羽之死的影响是深远且致命的。首先，它直接导致了荆州的彻底丢失，蜀汉政权失去了最重要的战略出口和 nearly 一半的土地与人口，诸葛亮在《隆中对》中设想的“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、洛”的战略蓝图彻底化为泡影。其次，为了给关羽并夺回荆州，刘备不顾诸葛亮、赵云等人的劝阻，于公元221年倾全国之力发动了夷陵之战（猇亭之战），结果再次惨败于陆逊之手，蜀汉元气大伤，刘备也在此战后病逝于白帝城。这一连串的失败，使蜀汉成为三国中最弱小的一方，从此只能偏安一隅。

从更深层次分析，关羽败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：其刚而自矜、轻视盟友的性格缺陷是内因；孙吴集团的背盟偷袭是直接外因；而曹操集团巧妙利用孙刘矛盾、实施离间策略则是重要的催化剂。此外，刘备集团在战略协调上的失误——未能及时从益州出兵支援或威慑东吴，也为悲剧的发生留下了空间。

总而言之，败走麦城不仅是一位英雄的悲歌，更是一个时代的转折点。它深刻地改变了三国之间的力量平衡，重塑了后续数十年的历史走向。关羽以其忠义精神和悲剧结局，从历史人物逐渐演变为中国文化中备受尊崇的“武圣”，但其失败的教训，至今仍值得深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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